这些年来，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和突出的现象了。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强调指出，教授两年未给本科生授课，其教授称号将被取消。教授不上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不能上课、不必上课和不愿上课。

所谓不能上课，就是指教授、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或因担任科技攻关重任、或因跑课题和申请科研经费，或因带研究生较多，或因社会兼职不少、社会活动频繁，而分身乏术，无暇他顾。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经费申请，评审太复杂，过程太琐碎，因此耗费了教授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再如教授带研究生的问题，某些学校每名博导平均要带上七、八名研究生。连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都难以保证，更不可能给本科生上课了。

至于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因社会兼职过多，而在精力上应付不过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为例，其实职虚衔，加起来多达200多个。他面对开会专业户的困境，不得不找窍门。开会期间，除跟着别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季羡林逾90高龄，已经不属必须上课之列)。另外，说到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在双肩挑：一肩挑学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学。事实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挤压了他们科研和教学的时间。

所谓不必上课，就是教授的职称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课时任务的约束了。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学校对教授仍有课时要求，但是科研时间可以折算成课时的规定，又让这一要求落空。

所谓不愿上课，有观念影响和利益驱动两重因素。观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轻教学。在一些学校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二、三流教授搞教学。于是，有的教授担心被人视为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课。利益驱动方面，如做课题与上课的收入就存在明显差距。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在有关会议上说过，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的年薪为七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两相比较，有些人就会争着上科研项目，而不愿搞教学。再如校内上课与校外上课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教授在本校给本科生上课，是其本职工作，大都只有一点课时补贴。而到外面走穴，却可凭十分丰厚的开口费而致富。如应邀去某大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讲课，或者去考研培训班面授应考机宜，出马一次的收入，相当于本人月工资的几倍或十几倍。因此，不少学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内上课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学管理人员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课的势头。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对策表现在逃课、代课、混课几个方面。课表上已有安排，到时无人上课，这称为逃课课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课，进课堂的却是某教授的研究生，这称为代课不备课就进课堂，东拉西扯，这称为混课。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飞来飞去。常常是从机场出来，就直奔课堂。有些任课名师一上课就说我刚下飞机，然后就开始谈他这次出去的所见所闻，或者随便翻翻他电脑中的材料，一节课很快过去了(顾爽：《有一种名师授课》，见8月30日《光明日报》)。

教授不愿意和不认真给本科生上课，其负面效应不小。作为教授，教书育人是其首要职责，不愿或不认真上课，是严重失职。作为学校，教授是珍贵的教学人才资源。教授不上课，造成高级人才的大浪费。作为学生，一度对名师的向往就会落空，在大学所学知识也必然受损。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就是名师必须面对面地给学生传授知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如闻一多、朱自清等名教授、大学者都亲自给学生上课。西南联大日后涌现出一大批栋梁之材，多因名师当初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孟二冬是一面镜子，我们应对着这面镜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个榜样，我们应像他那样教书育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在课堂上喜欢以我刚下飞机为开场白的某教授，应当明白乘飞机走穴，无准备上课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请再不要拿我刚下飞机说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