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环境保护事业不断进步。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总结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教训，我们深刻认识到，要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需要以更广的视野、更大的勇气、更足的干劲，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一、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经验启示
一是采取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以《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为标志，告别了惟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一切重大行动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既开创了世界环境影响评价的先河，又找到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途径。日本一开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护环境，如1967年制定了《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特别强调“保护生活环境”应“与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结果没有逃脱环境污染日趋加重的厄运。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1970年日本确立了环境优先的原则，颁布修订《公害对策基本法》等多项法律，删除了维护生活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条款。在环境优先原则的前提下，日本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标准。
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艰辛历程
发达国家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道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害，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上世纪70年代初，立足于工业化起步和局部地区环境污染有所显现的现实，我们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新道路的探索中，环保事业不断发展，探索重点与时俱进。
进入90年代，提出由污染防治为主转向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重；由末端治理转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实行清洁生产，推动循环经济；由分散的点源治理转向区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和依靠产业结构调整；由浓度控制转向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实施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两区”(二氧化硫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等重点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工程，开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治理流域性、区域性环境污染。
“十一五”以来，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实现“三个历史性转变”的要求——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确立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提出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从再生产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努力促进环境与经济的高度融合。例如，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淘汰和关闭了一大批落后产能和污染企业；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截至去年三季度，全国脱硫机组装机容量达到3.24亿千瓦，是2024年前10年总量的7倍多；在环境政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贸易、税收、信贷、保险等政策；在增强环境监管能力方面，环境监测水平偏低、仪器装备落后、基础能力薄弱的状况有所改观。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环保事业大发展的30年，也是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的30年。30年来，我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涌现出一批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典型，但总体上看还处于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付出了过大的环境代价。30年的探索历程表明，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长期性、阶段性和艰巨性的鲜明特点，我们要充分认识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难度，不为任何困难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
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向环保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环保工作的各项要求，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继承与创新、预防与治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第一，坚持“三个历史性转变”的指导思想。“三个历史性转变”是环保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全面调整环境与经济关系、改革创新管理模式的重要指南。坚持“三个历史性转变”，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统一安排、同时部署；环保规划要与产业规划、土地规划、城市规划相协调，以环保规划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进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历史性转变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困扰环保事业长远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着力构建充满生机、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历史性转变的体制机制。
第二，建立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环境保护的理念和要求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是有效防范环境污染和资源环境损耗的重要防线，是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关键。要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国家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要坚持从再生产的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将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要坚持将保护环境的要求体现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服务等各个领域，落实到政府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区、家庭等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建立起全面覆盖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保护体系；要不断创新生产理念，继续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对传统产业实行生态化技术改造，从生产源头和全过程减轻环境污染。
第三，健全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先污染后治理是“防范不足”的治理，投入的成本必然过高，付出的代价必然过大。而边治理边污染是“防”亏“治”欠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环境污染的危害，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环境保护的被动局面，甚至容易贻误保护环境的战机。高效治理就是要在有效防范的前提下，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治理成果，从根本上减轻环境压力。要依靠科技进步，坚持自主创新，积极探索科技含量高、投入资金少、环境效益好的治理模式；要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大的实际出发，积极研发高效实用、丰富多样的环保治理技术；要把环保产业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以环境治理拉动环保产业发展，以绿色消费带动绿色生产，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完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制度体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完善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制度体系与完备的环保基础设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道，共同构成改善环境质量的三大支柱。“顽症需用猛药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在积重难返的环境状况面前，采取了最为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我国的环境保护在工业化初期起步，并一直伴随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之中，制定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环保政策法规标准尤为重要。要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走势，通过适时调整和完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保护先进的生产能力，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使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航标。要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和环境形势，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有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