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先生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为缅怀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诗人和翻译家王力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范,弘扬大师精神，下面为大家整理了我与王力先生的故事作文范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主任王力教授，是我国享有盛名的语言学家。他在汉语研究的几个主要领域，都有重要著作。就“大学生如何学习”等问题，在1978年8月我连着几天，访问了王力先生，听他畅谈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感到很有启发。现将要点简略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要善于向教师学习
王力教授说：“在大学学习时期，要注意向老师学习治学方法，毕业后才可以独立研究作出成绩。”他谈到自己从小家贫，小学毕业后就教书了，靠自学读了许多古书，打下了学问的根底。后来在上海读了一年大学。(向教师学到一些做学问的方法，还写了《老子研究》一本书。)但真正找到治学的门径，还是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时期。“当时研究院的四位教授，对我影响最大：第一位梁启超教授。他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他讲的‘今日之我要向昨日之我挑战’，对我在治学上不断提高、积极进取很有好处。
第二位赵元任教授。他原读理科后搞语言学，很有科学头脑。讲课写文章都讲科学性、逻辑性，对我影响最大。我在他影响下，毕业以后即专攻语言学。我记得他曾在我文章后写过一批语：‘说有易，说无难。’很有道理。我因广西一些地方无撮口呼而说两粤皆无撮口呼，就以偏概全了。可见严密的科学头脑很重要。因此我主张文科学生都要有自然科学基础训练。我自己没上中学，但也自学过数学等课程，努力培养科学的思考方法。赵先生重视外语学习，对我影响也很大。从外国语言学著作中可学到不少科学理论与方法，提高我们汉语的研究水平。如汉语史，中国从来没有这门学问，而外国有英语史、法语史、俄语史，这就对我们有启发。有人说：‘王力常常闯新路。’其实我不过是用了人家的方法来研究汉语而已。
第三位陈寅恪教授。他的中国古代学问功底很深，还会十多种外文，博闻强记，知识特别渊博，高深莫测，十分惊人，他的研究方法与科学头脑又与赵元任接近，使我很佩服。
第四位王国维教授。他治学态度很严谨。当时他名气很大，但每次讲课总要有一两次说‘这个地方我不懂’‘那个地方我不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老老实实，从不不懂装懂，这样有名的大学者如此忠诚于科学，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还向我说过：‘我研究的东西，一定要无可争论的，不可推翻的才研究。’老师们的这些话，我至今牢记在心，处处注意实行。我从这些老师虽然只学习了一年，却奠定了毕生治学的基础。因此，我想到在学校里不能只灌输知识。要紧的是方法，掌握了好的治学方法，一辈子受用不尽。在前人基础上，可以超过前人。”
写文章怎样才能写得快
年过八旬的王力教授在修改过去的一些著作，每天工作八小时，最多每天可写文章三五千字。人们都说王力先生效率高，写文章快，那怎样才能快呢?他说：“平时注意的问题，考虑周到，又想得透，写起来就快。不是提起笔才想，而是把问题想透了再动笔。想的时间要和写的时间成反比。想得越多，写得越快。如果没有想透，照我的经验，越改越糟，改来改去也改不好。凡是人家称赞的文章，都是没怎么改的。我写文章时，不打草稿打腹稿，先搭架子，理思路，想好了提纲和主要内容就动笔写，字写得不是很快而是很慢，写时还在思考，因为想透了，写下来就很少改。文章要讲严谨。字都不工整，还有什么严谨。字很端正，说明你是郑重其事写文章的。”
一般文章写得较快，考证文章比较难写。《中国现代语法》(上、下)、《中国语法理论》(上、下)这两部书，写了不到一年，但做准备工作用了一年多。只是拿《红楼梦》作语法分析，就花了半年工夫。把书中各种语法结构分门别类写在一起，我看到他是抄在笔记本上的一类占一页，分类抄写。他不做卡片而做笔记，再作综合分析，写成讲义。原为两部分，后来接受闻一多先生的意见分为语法和理论两部书。“《汉语诗律学》写得就快，七十万字，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那时在广州岭南大学当文学院长，边教课边写书，结合起来。当时注意到外国有‘格律学’，我开了一门课叫‘诗法’，发现《声调四谱图说》很有用，就主要参考此书。但在前人基础上要有自己的发明。诗的句法这一部分，前人没搞过，我花的功夫较大。此外关于‘孤平’‘拗救’和‘律诗出韵’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的新东西，有的比古人说得更清楚更科学一些。”王力先生说：“搞出科研成果决不是高不可攀的事，顶多八年，一般三五年即可出科学成果，看你努力不努力。”
王力先生谈到过去写书常和教学结合在一起。《中国音韵学》《中国语文概论》《古代汉语》《汉语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等书原来都是讲义。课讲完了，书也写好了。当然，还要不断加工，精益求精。目前他正在重写《汉语史》，工程较大。在研究中他又不断发现新的课题，如为了充实词汇史，编了一部《同源字典》，在编字典过程中又发现《康熙字典》在注音上的许多谬误，可以进一步研究辨正。因为年纪大了，原定每天工作不超过五小时，但是不行。感到要研究的东西层出不穷，简直写不完。现在他每天到工作室工作八小时，晚上还要替人看稿、写回信，工作很多，但并不感到是负担，而是把研究看成一种精神上的迫切需要，感到不拿书本不写文章是很苦的事，简直没法过日子。
为此，他放弃了去黄山休养的机会，因为二十天不干事是非常苦恼的事呀。王力教授说：“当你发明一个字的意义，其快乐也等于科学家发现了一颗恒星。在前人基础上解决了新的问题，确是很大的乐趣。这是心灵上的乐趣，比耳目之娱更有吸引力。”有一次，他的儿女们从广西来探亲，全家一起游香山，归来时已是下午五点了，但王力先生还抓紧时间独自到书房去工作了一个小时。儿女们惊讶地说：“没想到你是这样抓紧时间的。”
白发苍苍的王力教授如此热爱学习，热爱科学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求知欲如此强烈，如此勤奋刻苦地追求真知真理。我想，这正是他取得巨大成就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那是1984年发生的事情。其时，我在海军驻温州部队政治机关从事宣传工作。
是年3月，《解放军报》在一版隆重推出《鸡毛信》专栏，主要刊发当日或隔日新闻。每期三五篇，每篇三百字左右。它一经问世，便深得军内广大读者喜爱。作为部队宣传干事，我是每篇必看。渐渐地，我从中发现一些美中不足，主要是部分消息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语病。于是，我决定对此作一个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撰写一篇专门论述语病的报评，以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语文评判能力。
我重点收集和阅读了该专栏是年连续两个月的二百余篇文章，并详尽摘录了存在瑕疵的所有病句。然后，根据措词失当的不同情况，将之分门别类。最终，几经修改，写成了五千余字的报评，取名《语病拾零》。成文以后，我热切希望能够得到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和指导，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我首先想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一些学术著作特别是关于诗词格律的论著，我在杭州大学外语系念书时，曾经读过一些，印象深刻，受益匪浅;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我正在中央电大温州分校学习大专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中一门主要课程的教材正是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一书。于是，我鼓起勇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挂号信将这篇报评连同说明性短信邮寄给王力先生，真心期盼他能拨冗一读我的拙文，尔后给予哪怕一丁点的指教。信发出以后，我耐心地等待着。
半个月之后，即是年12月中旬，我欣喜若狂地收到了北大中文系寄来的一封平信。拆开一看，方知是该系古汉语教研室回的信，内容简洁明了，全文如下：“你给王力先生的信，他看过了。由于他工作忙，我们代为回信。王先生认为你的稿子写得很好，已经推荐给解放(军)报，希望他们能予发表。”这下，我可是又惊又喜。心情平复以后，我深深懂得，王力先生对拙文的评价和处置，主要是出于对晚辈的关爱和鼓励。
过了没几天，我突然接到解放军报社打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姓名，从语音上辨析，好像是“王朝文”三个字，可惜我当时忘了核实一下文字。他说，王力先生已经把我的稿子推荐给解放军报，他们准备发表。我连忙道谢。后来，我才得知，原来王力先生是军报的语言文字顾问。于是，我又耐心地等待着。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又接到了“王朝文”同志来电，说我的稿子编排上机后，在开印前的终审时被撤下来了。语气中仿佛带有一点歉意。我赶紧说没关系，非常感谢军报这样重视。此后，我经常想，军报最后不刊发的决断是正确的。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如果全文刊发出来，未必有好的效果。若干年后，我任职温州晚报副总编辑的工作经历，使我对此体会更加深刻。
我与王力先生素未谋面，但与他的一文之交却终生难忘。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北大中文系这封颇具纪念意义的来信，以及这篇报评的唯一底稿，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几个月前，我在家里梳理我的文稿时，已经找出了这篇报评以及另一篇题为《浅谈“的”“地”“得”的用法》文章的底稿，并将之一起摆放在书房的办公桌上，以便日内安排打印;可是，万万没想到，没过几天，正当我打算把它们拿去打印时，却发现不翼而飞了，任凭我三番五次翻箱倒柜地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个中原因，不便深究。如今，每每念及此事，我都惋惜不已。
“生前一代雕龙手，身后三千倚马才。”王力先生不仅是学贯中西的语言学泰斗，也是享誉盛名的教育家。王力先生的大量著作不仅被作为大学经典教材使用，不少作品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师生。
王力先生辞世时，我还是一个尚未踏入学堂的孩童。无当面聆听先生教诲的幸运，但有幸通过课本和文字与先生相遇并受教于先生。
在中学课本中“初识”王力先生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刚踏入初中学堂。当时语文课本(人教社“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收入了先生的《和青年同志们谈写信》一文，并配发了一张先生的素描画像。正是这篇课文和这张画像勾勒了我对先生的的最初印象。
画像中，先生身着一件深色中山装，上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嘴唇微张，目光深邃，不苟言笑。这幅画像让少年的我误以为先生是一个很严厉的人，甚至有望而生畏之感。直到多年之后，我才改变这种刻板印象。
文章中，先生针对“文革”后不少青年人写信存在的问题，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足见其良苦用心。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先生的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该如何写信。时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先生在文中所说的一些要求，如写信要字迹清楚、信封上收信人姓名后的称呼不要写成小字或加括号、书信里不该写“您们”等。
等到我读高中时，当时的语文课本(人教社“高级中学课本”)又收入了选自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我国古代的车马》一文。这篇课文让《古代汉语》这部被誉为王力先生诸多著作中惠及人数最多、知名度最高、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著作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遗憾的是后来大学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校选用的不是先生的这部教材，失去了学生时代又一次与先生文字“亲密接触”的机会。
对王力先生及其文章著作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还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
2024年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 由于教学的需要，对先生被选入语文课本的文章进行了深入的阅读思考，进而对先生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也有所涉猎。我强烈地感受到，先生的文章，无论是语文知识普及文章，还是专业性较强的语言学论文，都举出大量鲜活的例子，通俗易懂，写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文如其人，透过先生的文字，我逐渐认识到：先生不苟言笑的背后其实心肠极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先生其实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仁厚长者，用《论语》中描述君子的这两句话来形容先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回忆的：“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回忆王力先生》)
我任教的头两年使用的课本(人教社“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收入了王力先生的《语言与文学》一文。文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先生所说的：“抒情诗如果没有形象，就是最坏的抒情诗。诗的意境，也靠具体形象来表现。杜甫《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就是以丛菊和孤舟这两个景物寄托他的思乡之情。假如他简单地说：‘离家两年多了，我很想家’一类的话，就味同嚼蜡了。”
多年后，我在使用新课本(人教社“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分析课文《秋兴八首》(其一)一诗中的意象时，很自然将先生的这几句分析讲给学生听。我看到学生听后，眉开眼笑，显出豁然开朗的神态。
这套新课本还收录了王力先生的《怎样学习古代汉语》一文的节选。文中，先生谆谆告诫文言文初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试着翻译一两篇文章，作为练习。但是初学的时候不要找现成的白话译文来看，那样做是没有好处的。正如外语课本不把课本翻译出来一样，中学语文课本也没有把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假如译成白话文，就会养成读者的依赖性，不深入钻研原文，以了解大意为满足，这样就影响学习的效果。”先生的这番话不仅明确指出了这种习惯的后果，而且通过联系学习体验来类比，合情合理，不容置疑，让人深为叹服。
文言文是学生戏言的“三怕”之一，不少学生谈文言文“色变”。教学中，我常看到不少学生学习文言文时不是结合注释来自己尝试翻译，而是习惯性地直接阅读译文。为此，我在课堂上强调过很多次，但效果并不明显。直到后来有一年教高一，我突然想起先生的这番话，于是在开学语文第一课中提前将其讲给学生听。我不得不承认，还是大师的话管用，学生不仅当时听得很认真，而且后来这种不良习惯也基本“销声匿迹”。自此之后，我每次给高一学生上第一节语文课时，都要习惯性地将先生的这番话讲给学生听。
我在中学课本中与王力先生相识，算来已近30年。30年来，先生的文字伴随我从求学走向任教，也见证了我从懵懂走向成熟。感谢课本中选录了王力先生的文字，让我与先生相遇，感受先生的思想光芒。作为一个受益于王力先生著作文章的普通读者，我不揣冒昧，写下以上的文字，借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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