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依据： 长期以来的理论分析表明，在 经济 衰退时期，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较长，政策的传导环节较多，而且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如 财政 政策 明显，体现政府的调控意愿和鼓励方向也不如财政政策那么直接，因此各国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拉动 投资 和消费的增长，刺激经济的回升。同时，现代 市场 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发展 历史 表明，古典主义 机械 预算平衡或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早已为功能财政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理论所取代，在同时注重“自动稳定器”(主要指累进所得税制和 社会 福利制度)作用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频繁，也更为重要。
这是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和理论发展趋势。因为在科技进步影响、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格局变动，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即在国内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减轻经济波动的任务和必要性，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明显了。
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在民间投资和大众消费需求趋减的形势下，政府就不宜再保守于财政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标，而需通过增支、减税等补偿性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来刺激需求，保持和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再则，理论分析表明，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导致抑制社会投资的所谓‘‘持出效应”，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需对这种“挤出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
一般说来，在有大量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利用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增加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为全社会投资 环境 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
所以，只要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和“度”，就可以避免 经济学 含义上所说的那种“挤出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 自1929—1933年的 资本主义 第一次经济大危机开始，特别是在所谓凯恩斯理论盛行之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就频繁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
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教训。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运用史是一部在经济萧条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运用史，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判断。
这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之所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由于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厄运。从50年代到1973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以实行普遍减税、大量增加 公共 事业投资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刺激效果。
然而，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其间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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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6两年虽略有复苏，但仍具有内需不足的问题。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却做出了经济形势已经走出谷底的乐观判断，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紧缩措施，导致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转而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综合经济对策”；可见，形势的正确判断，时机的准确把握，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必须抓住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一般应注意如下两点： 一，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
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竞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
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发达国家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发等等的大量投资性支出，同时， 税收 政策 特别是降低所得税税率的做法，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对低收人者的财政救助措施等，又能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二，使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
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等)，以及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
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 教育 投入，来实现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国2024年教育战略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 三是适时的政策转换 包括进入扩张性 财政 政策 的时机把握，以及逐步退出直至最后放弃此种政策的时机的选择，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形势分析和利弊得失判断。
上述美、日的例子，已经说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适时转化的必要性。一般地说，进入时机的迟误，将对 经济 的发展出现缺位的现象，从而不利于增长与就业；而该退出时不适时退出，则又不仅容易产生上述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逆转，而且还将造成不应有的财政负担或财政拖累。
我国实行的财政政策我国实施了几次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风险也逐渐凸现出来。从2024年11月27日起，中国人民 银行 下调 金融 机构 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国务院也提出了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发展十条措施，并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
各地政府也随之纷纷宣布大规模 投资 计划，据不完全 统计 ，各省市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0万亿。这些都表明我国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启动。
这次财政政策的实行不能不和当前的 金融危机 联系起来，08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之迅速，影响面之广是之前任何一场危机都不及的，在短短半年之内，当年叱咤江湖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纷纷落马，两房和AIG均被监管，这次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不同一般的影响，出口大幅下降，货币流动性比率从08年开始急遽下滑。 总结 起来，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对中国 市场 信心方面。
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金融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各种监管机制发展比较完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现问题，难免让人担心本国的金融体系。
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国有流通股的条件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 心理 影响还是存在的，各国都有自己的金融担心，尤其是对资本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不可小觑。为了增强市场信心，力保今年GDP的稳定增长，我国适时的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国家统计局3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0276亿元，同比增长26.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398亿元，增长1.0%。
对比2024年1至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8121亿元，同比增长24.3%。4万亿项目投资的拉动效应初步显现。
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对于凸显出的财政政策的风险，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分析。 第一，首先是政府的财政赤字。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的赤字规模迅速增加，在1998—2024年的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62.3%。虽然名义赤字率一直突破3%的警戒线，但若加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企业养老金欠账及准 国债 等隐性 债务 引起的赤字，实际赤字率高达8—9%，超过国际上的赤字警戒线。
今年在3月3日将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报告中，2024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赤字总规模将达到9500亿元，从绝对数额上而言，这是建国以来的最高财政赤字。这一创纪录的数字较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5000亿元赤字规模，几乎翻倍，远超2024年年初中央政府定下的1800亿元财政预算赤字。
这不能不让人担心，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引发相应的债务风险，我国中央财政的偿债率与债务依存度实际上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第二，效用递减效应。
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在递减。从以往年度来看，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一直很大，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在递减。
据统计，国际投资对 GDP的拉动作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 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24年为1.7个百分点,2024年为1.8个百分点，国债拉动力逐年降低。二是对民间投资与国内消费刺激效应递减。
第三，依赖效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这主要是财政政策拉动的效果。
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无疑，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第四，挤出效应。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斥经济主体进入部分具有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民间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并且大规模的信贷资金对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
第五，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经济增长特别是投资增长长期过快的需求拉动、劳动力 成本 上升等成本推动，以及 农业 增长不能充分满足经济 社会 发展的需求等因素。
近年来世界市场上石油等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程度。2024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主要经济大国经济增速普遍下降，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已经有所缓解。
我国CPI涨幅虽然趋缓，但是稳定物价工作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对通货膨胀风险的分析及应对 从2024年5月份起，物价就开始一路攀升。
2024年的 统计 资料显示，在居民消费方面，2024年1～5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1%。其中5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7%，包含有城市上涨7.3%， 农村 上涨8.5%；食品价格上涨19.9%，非食品价格上涨1.7%；消费品价格上涨9.8%，服务项目价格上涨1.3%。
在 工业 品方面，1～5月份累计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4%，原 材料 、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6%。物价上涨影响国民 经济 健康平稳的发展，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直接影响。
我个人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国内方面的 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导致了居民储蓄居高不下和内需增长乏力。以 投资 和出口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又使得 中国经济 发展的内外失衡不断显现。
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容易形成产能过剩和出现经济过热，资源和 环境 的压力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扩大，又引起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这不仅催生了股市和房地产 市场 泡沫，也为通胀埋下了隐患。 二，外部原因 中国对外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输入型通货膨胀。
中国目前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进口依存度逐步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八大石油进口国，石油进口依存度接近50%。
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飙升，无疑加大了中国企业的生产 成本 ，对经济发展形成了供给制约。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最终会反映到国内各个生产要素上，导致国内物价大范围的上涨。
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此轮价格上涨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例如农产品价格，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必然存在上涨动力。当前我国农产品价格涨价实际上存在合理性因素， 农业 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依靠科技和 管理 的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不大，提升速度也慢。
经过一段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和服务业的差距就会显现，但是粮食产量却没有多大增量。适度提高粮价有助于农民增收，减小城乡差距。
如何应对 第一， 制定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建议将核心目标确立为保持国民经济增长9％—10％，这个增长率是健康的增长率，根据菲尔普斯曲线，低的GDP增长速度可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二， 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直接补贴涨价受害较多阶层，以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由于我国现阶段体制不健全，在基础设施、 公共 环境、自然资源等方面产权的不清晰，导致了对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这必然限制着我国今后的发展。 第四， 从根本上改善我国能源结构。
我国首先应从战略高度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包括支持技术研发和扶植产业发展的措施，尽快提高如核能， 水利 、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发电占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第五， 积极 财政 政策 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 融资 、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民间投资。 第六， 将治理通胀置于重要位置，以确保核心目标为前提，在必要时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抑制通胀。
参考文献 《西方 经济学 》 高鸿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